陆哲“霍”地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尖锐的噪音,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他几步跨过去,动作快得惊人,一把抓住了陆达坤那只紧搂着沈静胳膊的手腕,五指如铁钳般用力。
    “放手!”陆哲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压得很低,却带着冰冷的寒意,每个字都像淬了冰,“她说了不愿意,你没听见吗?”
    陆达坤猝不及防,手腕吃痛,“嘶”地倒抽一口冷气,下意识松开了沈静。他踉跄着退了一步,扭头瞪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敢管他闲事的陌生男人,酒意和怒气一起涌上脸:“你他妈谁啊?哪根葱?老子跟我对象说话,关你屁事!滚开!”他唾沫星子几乎喷到陆哲脸上。
    “对象?”陆哲冷笑一声,非但没有退让,反而上前一步,将惊魂未定、瑟瑟发抖的沈静彻底挡在自己身后,目光锐利地逼视着陆达坤。
    “光天化日,强迫拉扯女同志,言语轻佻,行为不端,你这根本就不是谈恋爱,而是耍流氓!我是省作协的记者!”他猛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色的证件,在陆达坤眼前一晃,“你的单位、姓名,我都记下了,你要是再纠缠不清,我立刻就去派出所报案,看看警察同志管不管这事!”
    “记者”的身份和“报案”的威胁,像一盆冷水,兜头浇在陆达坤因酒精而发热的头脑上。他脸上的嚣张气焰瞬间凝固,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陆达坤不傻,他混社会,最知道哪种人不好惹。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年轻,但眼神凌厉,气势逼人,而且记者这身份,真要闹起来,添油加醋写篇文章,够他喝一壶的。他色厉内荏地指着陆哲,嘴唇哆嗦着:“你……你少他妈吓唬人!报案?你报啊!老子怕你不成!”但脚步却不自觉地往后挪了挪。
    周围看热闹的食客也安静下来,气氛变得微妙。
    陆达坤环顾四周,感到面子挂不住了,但又不敢真动手。他狠狠瞪了陆哲一眼,又目光复杂地瞟了瞟躲在他身后、低垂着头的沈静,撂下一句狠话:“行!你小子有种,给我等着!坏老子好事,有你好看的。”
    说完,为了挽回最后一点颜面,他重重地“呸”了一口,这才骂骂咧咧地摔门而去。
    餐馆里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
    陆哲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这才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他转过身,看向身后的沈静。
    她还僵在原地,脸色苍白得像纸,单薄的身体微微发抖,眼泪终于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但她死死咬着下唇,没有哭出声。
    “没事了。”陆哲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温和些,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干净的手帕纸递过去,“擦擦吧。这种人,离他远点没坏处。”
    沈静没有立即去接手帕纸,而是抬起泪眼朦胧的眼睛,飞快地看了陆哲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惊慌、羞愧,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她低下头,声音带着哽咽:“谢谢你。他平时,其实不这样的。今天可能是是喝多了,才……”她似乎在试图为陆达坤刚才的行为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陆哲的心沉了下去。他听出来了,沈静对陆达坤,并非全然厌恶,甚至……可能还有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好感与维护,这种认知让陆哲感到一阵深切的无力。
    他可以凭借一时的冲动和记者的身份赶走陆达坤一次,但他能斩断沈静内心对那种强势关注和热烈追求的隐秘渴望吗?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边缘、极度缺乏爱与肯定的年轻女孩来说,陆达坤身上那种混不吝的自信、那种不顾一切的张扬,恰恰构成了一种危险又迷人的吸引力。
    “一个真正对你好、尊重你的人,”陆哲斟酌着用词,语气沉重,“绝不会在你不情愿的时候强迫你,更不会让你在众人面前如此难堪。女孩子,首先要学会爱护自己,看重自己。”
    沈静抬起头,这一次,她认真地看了陆哲好几秒钟。
    陆哲仿佛能看见她眼中激烈的挣扎——对温暖和关注的渴望,与对刚才那场羞辱性遭遇的恐惧在交战。最终,她眼里的光慢慢黯淡下去,低下头,用细若蚊蚋的声音说:“我……我知道了。谢谢您。”
    她接过那张手帕纸,紧紧攥在手心,却没有擦眼泪,转身快步走向后厨,单薄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脆弱和无助。
    陆哲站在原地,望着那晃动的布帘,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挫败感和无力感。
    赶走陆达坤容易,但他没办法在这个世界停留太久,能够次次都把他赶走吗?必须得让母亲自己立起来,学会明确拒绝,才能永绝后患。
    可是,如何才能让母亲建立起真正的自信和尊严?如何让她明白,她本身就有价值,值得被温柔对待,而不是需要依靠别人的、虚假的重视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陆哲知道,空洞的说教毫无意义,沈静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持续不断的肯定和支持,需要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可能性。
    他需要想办法让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然而,就在他心绪纷乱,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更有效地介入和引导时,一阵极其熟悉且无法抗拒的眩晕感猛地袭来。
    周围的景物,油腻的饭桌、喧闹的食客、昏黄的灯光……开始像水中的倒影一样扭曲、模糊、晃动起来。餐馆里的嘈杂声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迅速远去、变得不真实……
    这是又要穿越了?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陆哲的心中涌起强烈的不甘和焦急。
    他下意识地望向沈静消失的那扇布帘,他还没来得及真正帮她,还没来得及在她的人生轨迹上留下印痕,还没来得及真正改变母亲悲惨的命运……他甚至没能好好看她一眼,没能像楚砚溪叮嘱的那样,告诉她未来有多艰难,让她务必远离那个叫陆达坤的男人。
    意识的最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而来。餐馆的喧嚣、灯光、气味,如同退潮般迅速远去,只剩下一种身体失重、灵魂被强行抽离的虚空感。
    与此同时,站在江边遥望着楚同裕远去背影的楚砚溪,也感觉到了那份熟悉的、无法抗拒的晕眩感。晚霞的暖意还残留在身上,父亲挺拔的背影尚未完全消失在街道尽头,但世界的轮廓已开始模糊、扭曲。
    又要穿越了,不知道下一个世界会有什么等待着自己。
    第28章 阮小芬 第三次穿越
    意识是被一阵浓烈的劣质雪花膏气味和潮湿的霉味唤醒的。
    楚砚溪猛地睁开眼, 视野里是斑驳泛黄、水渍晕开的天花板。身下是硬得硌人的木板床,铺着薄薄一层洗得发白、边缘磨损的床单。空气闷热粘稠,混杂着汗味、脚臭、廉价化妆品和若有若无的消毒水气息, 让素来有洁癖的楚砚溪喘不上气来。
    耳边是女工们压低的、带着天南地北乡音的窃窃私语,像无数只蚊蝇在嗡嗡作响, 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听说了吗?三车间又要裁人了,这次名额更多!”
    “可不是,王姐昨天哭了一晚上, 她家就指望她那点工资供孩子上学呢。”
    “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工资都欠了两个月了,食堂的菜也天天都是清水煮豆腐、炒白菜,连点油星子都没有。”
    “唉,能有什么办法, 咱们这些临时工, 没根没底的,还不是说滚蛋就滚蛋。”
    “我听说,隔壁厂有人偷拿了车间里的新布料样子,想卖给外面,结果被抓了个正着,开除了不说,还要送公安局呢, 说是什么商业间谍。”
    “下岗”、“裁员”、“欠薪”、“商业间谍”——这些词汇传进楚砚溪的脑海,与此同时, 这具身体的记忆碎片也迅速涌了进来,让楚砚溪大脑一阵胀痛。
    又穿越了!
    楚砚溪迅速整合着涌入的记忆碎片。她穿越到了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阵痛期,而她, 是红星纺织厂,一个效益滑坡、人心惶惶的纺织厂的女工。
    好消息是,她的名字也叫楚砚溪,技校毕业后进厂当工人,并没有成为《破茧》那本书里的受害者女性。
    坏消息是,她现在身处的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八人间集体宿舍,居住着像她一样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年轻女工。
    楚砚溪在这个世界的“家”,位于厂区边缘一片低矮破旧的筒子楼里。两间房,挤着她、一个沉默寡言、身上总带着机油味和烟味的父亲,以及一个身体孱弱、终日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母亲。
    她的父亲楚建国,是红星厂的老钳工,八级工,曾是厂里的技术骨干,骄傲了一辈子。如今,这份骄傲在“下岗分流”的传闻面前,变得摇摇欲坠,化作了更深的沉默和偶尔酒后压抑的怒吼。
    楚砚溪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昨晚,父母与她的对话。
    饭桌上,父亲的眼神复杂,既有指望她稳住这个家的期盼,又有不愿她重复自己命运的无奈:“小溪啊,在车间机灵点,别学你爸,一辈子就会闷头干活。”
    楚砚溪“嗯”了一声。
    楚建国闷了一口廉价的散装白酒,声音沙哑:“现在这光景,老实人吃亏啊。”
    楚砚溪的母亲王桂芬,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添饭,眉宇间是化不开的愁绪:“你少说两句,让孩子安心吃饭。她爸,要不要给车间主任送点礼,莫让他为难溪溪。”
    这个画面告诉楚砚溪,她在这个世界拥有一个家,但这个家现在因为下岗潮的冲击而愁云密布。
    楚砚溪不动声色地睁开眼,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集体宿舍狭小逼仄,放着四张锈迹斑斑的双层铁架床,墙壁上贴着过时的港台明星海报,角落堆放着脸盆、暖水瓶和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女工们大多面色憔悴,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对生存的焦虑。
    这是哪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又是谁?
    楚砚溪一边思索,一边对照《破茧》那本书里的背景与情节,她的目光最终锁定在对面下铺那个蜷缩着的身影上。
    那是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稚嫩的姑娘,名叫阮小芬,顶多十八九岁,来自更偏远的山区。此刻,她正背对着众人,肩膀微微抽动,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借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光线,楚砚溪锐利的眼神捕捉到那张纸上隐约的红色印章,还有“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催缴通知”、“手术费”等字眼。
    楚砚溪心脏猛地一沉。
    又是这样。
    和乔昭然、春妮一样,都是《破茧》纪实小说里的悲剧剧情,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1998年。
    阮小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破茧》的文字里,记载着她的一生。
    阮小芬,二十二岁,红星纺织厂试纺车间女工。在1998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国企改制浪潮中,她如同无数草芥般微不足道,其命运轨迹是观察那个剧烈转型时代底层牺牲品的典型样本。
    档案记录显示,阮小芬家庭成员比较复杂。她的母亲来自本省最偏远的云岭山区,年仅十八岁时,便被父母以一百块钱彩礼的价格,嫁给了三十岁、有两个儿子的鳏夫阮大成,含辛茹苦养大两个儿子,又生养了阮小芬,却得不到半分尊重。阮大成霸道自大、吝啬自私,心里只有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对女儿阮小芬并不重视。
    阮小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一心想为母亲撑起一把保护伞,十六岁便通过招工考试进入红星纺织厂。
    她只有高中学历,但手指异常灵巧,对纺织工艺有种近乎本能的领悟力,尤其擅长当时厂里赖以生存的高难度“雪纺缎”的织造。车间老师傅评价她“闷头干活,一把好手”,是少数能完全掌握从原料配比到织机参数调整全套诀窍的年轻工人之一。
    然而,技术娴熟并未能让她在残酷的“下岗分流”中幸免。当第三批下岗名单即将公布的风声传来时,车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彼时,阮小芬的母亲因肾衰竭,已由县医院转至江城第一人民医院,院方连续下达催缴医疗费通知。
    根据事后对同宿舍女工的访谈笔录,那段时间的阮小芬“像丢了魂一样”,“整宿整宿睡不着,偷偷咬着被子哭”。巨大的经济压力与即将失业的恐惧,像两条绞索,勒得她喘不过气。恰在此时,一名开办乡镇织布厂的采购员,通过中间人私下找到她,许诺只要她能提供红星厂“雪纺缎”完整的工艺参数和操作诀窍,可一次性支付“信息费”三千元。
    这是一道残酷的选择题:一边是重病垂危的母亲和濒临破碎的家庭,一边是明确的厂规和模糊的法律红线。在生存本能与道德律令的撕扯下,这个几乎没受过多少教育、法律意识淡薄的年轻女工,最终走向了深渊。
    卷宗记载,1998年10月23日晚,阮小芬利用夜班清点物料的机会,潜入技术科资料室,试图抄录关键参数时,被早已埋伏的厂保卫科人员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证据确凿。厂方初步定性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核心技术秘密”,并考虑以“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公安机关。消息传开,舆论哗然,昔日沉默寡言的“技术能手”瞬间沦为千夫所指的“工业间谍”。
    在拘留审查期间,阮小芬在厂保卫科隔离室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据当时看守人员回忆,她“没有哭喊,只是呆呆地坐着,眼神像死了一样”。次日凌晨,她利用上厕所的间隙,挣脱看管,爬上了厂区那座高达三十五米的废弃水塔。
    清晨,有早起的工人发现她站在塔顶边缘,单薄的工作服在秋风中猎猎作响。有人惊呼,有人试图劝说,但一切都太晚了。在闻讯赶来的厂领导和保卫干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没多久的姑娘,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纵身跃下。
    尸检报告显示,死者手腕内侧有数道深浅不一的陈旧性划痕。法医推断,其生前长期处于极度抑郁和焦虑状态。
    阮小芬案,最终以“意外坠落”草草结案,未追究任何人的管理责任。它如同投入湖面的一粒小石子,仅在红星厂泛起几圈涟漪,便迅速湮灭在更大的下岗潮喧嚣中。没有人记得,她曾用那双灵巧的手,织出过全厂最漂亮的雪纺缎。
    这段文字,曾经让楚砚溪久久无语。
    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阮小芬这一个女工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重视,可是书中作者却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并在故事的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
    ——阮小芬之死,到底是个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普通人遇到时代巨大变革,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就在这时,宿舍那扇吱呀作响、漆皮脱落的木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半旧不新、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利落短发、面容清俊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大家静一静,”男人的声音温和,带着一种试图安抚人心的努力,但掩不住一丝疲惫,“厂工会要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与家庭情况,请大家到我这里登记一下。”
    楚砚溪的目光与他在空中相遇。
    陆哲,厂工会的干事。
    两人的视线一触即分,但都辨认出了对方。陆哲眼中闪过一丝欣喜,那是异乡遇故知的愉悦;楚砚溪那双略带些冷灰色的眸子也亮了亮,厂工会干事?陆哲这个身份挺有用。
    陆哲的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整个宿舍,开始挨个询问女工们的情况。
    大家都听说第三批下岗名单要公示,此刻工会干事过来询问,多半就是因为这份名单。女工们一个个心中忐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始叽叽喳喳地诉说着自己的困难——有的刚刚怀孕,有的家中幼儿尚小,还有的父母体弱、弟妹上学急需钱。
    为了不下岗,谁也不肯谦让。说着说着,几个口齿伶俐的便吵了起来。
    “哪个女人不怀孕?怀孕了正好下岗休息呗。”
    “你们好歹还有男人养着,我孤家寡人一个,要是下岗了可怎么活啊~”
    “陆干事,你一定要向领导反映一下我的情况,照顾照顾我啊。我家里两个孩子,婆婆慢性病天天要吃药,如果我下岗的话,一家老小哪里还有指望!”
    ……